我认为，一个普通人，如果不知道罗伯特·卡帕，那叫做“遗憾”；一个摄影工作者，如果不知道罗伯特·卡帕，那叫做“无知”；一个战地摄影记者，如果不知道罗伯特·卡帕，那叫做“羞耻”。因为，他是摄影记者中，极少（甚至是唯一）被“伟大”一词所修饰的那一部分（或者那一个）人。 　　卡帕原名安德烈·弗里德曼，1913年10月22日在匈牙利出生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头发蓬乱，一只手还有六个手指。他母亲朱莉娅因此确信，这个孩子乃是耶和华选定的人子之一。童年的记忆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吵和混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 　　18岁，安德烈来到柏林，然后又跑到巴黎。所谓求学不过是一个借口，事实证明他喜爱的就是摄影，他立志当一名职业摄影师。但是开头的生活是艰难的，到1934年冬天为止，他一直都是巴黎拉丁区一家当铺的常客，为了活命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他不得不把他最珍贵也是唯一的财产——一架莱卡相机当掉。“安德烈大部分事件都挂着这么一件东西，上面有一只镜头，一个按钮，就这么来往于当铺之间。”这是约翰·赫谢说的，“这台相机如果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弗里德曼手里，那就有三个星期时间抵押在当铺。”但是这可能不算是最糟，安德烈在饥饿得顶不住的时候偷吃过房东太太喂狗用的牛肉条，并在她发现这一恶劣行径之后，连房租都没付便逃之夭夭了。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这么干过。 　　安德烈粗俗无礼，但是很帅，有领袖气质，这让他拥有少数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。总体来说，安德烈的一生有很多女朋友，多得都快不计其数，另外还有一堆妓女没有计算在内。但“小红狐”格尔达·塔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。安德烈把她当作自己的情人和妻子，尽管塔罗似乎并不想结婚。格尔达是个精明的女人，她聪明，实干，大胆。他们一起拍照，然后格尔达杜撰了一个叫做“罗伯特·卡帕”的人物，听起来这好像是个美国人。“卡帕”总是以比较高的价格卖出他的照片，成为业内一个不露面的神秘摄影师。正是她，正是他们，一起开创了罗伯特·卡帕的事业。1937年，格尔达准备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情况，她在布伦莱特的前线受伤，坦克将她的肚皮撕开，所有小肠都冒了出来。她问的唯一问题是：“我的相机没事吧？都是新相机啊。没有问题吧？”7月26日，星期一，刚刚过6点多一点，格尔达死了。“我记得很清楚，她很漂亮，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，而且她并不害怕。”美国护士艾琳·斯皮尔伯格清楚地记得这一切，她努力让格尔达处在“舒适的”状态之中。《今晚报》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词，还拨出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。1937年7月30日，星期五，格尔达地棺木到达巴黎，数以百记的供铲党人和朋友，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，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其灵柩，第二天上万人参加了葬礼，那恰好是格尔达26岁的生日。 　　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，无法安慰，他被自己的内疚击垮了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护她的义务。他的发明人死掉了，他更为严重地酗酒，没有办法工作，一直度过了艰难的四个月，卡帕才最终恢复过来。 　　其后，卡帕投入到更为可怕的战争的报道中去，西班牙、中国战区、诺曼底和北非，到处都有他的足迹。他活了41岁，短暂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。 　　卡帕的作品震撼人心，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了战争的残酷。1936年9月5日，他完成了震惊世人的“一个忠诚战士的倒下”，这幅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以《西班牙战士》、《战场殉难者》、《阵亡的一瞬间》等标题发表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，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。他拍摄下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第116步兵师K连的爱德华·雷根的面孔，这张照片成为不朽的历史见证。这名战士18岁，登陆时，周围到处是血乎乎的海水和战友的尸体。第一波登陆的美军士兵，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几分钟后就牺牲了。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。他母亲从《生活》杂志中剪下他的照片，一脸泪水。 　　“如果你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靠得不够近。”这是卡帕对于摄影的理解，因此他总是走在最前面。1954年5月25日，卡帕随法军前哨部队在红河三角洲陷入越共伏击。太阳在头顶燃烧，大炮、坦克、迫击炮在身后轰鸣。下午两点五十分，卡帕敏捷地穿过弹向想前跑去，他涨红脸回头喊道：“看着我，下次我会跑得更远！”五十五分，大地由于爆炸而颤抖，法军使用火焰喷射器，棕色的烟雾和桔红色火焰腾空而起。有人兴奋地大喊：“操！这才是卡帕一直想要得那种照片！”……但是卡帕躺在路基的斜坡上，残缺的左腿一英尺远有一个爆炸后的大坑和炸坏的相机。他踩中了地雷，胸部受了致命伤。他左手还握着一架照相机，有人喊他的名字，他嘴唇动了动。然后带队的中尉用很浓重的法国口音拼读了几个字母：“d-e-a-t-h”——死了。 　　卡帕就这样死了。“摄影记者的生命就像赌马，可以押在这匹马上，也可以押在那匹马上，还有可以在最后一刻收回。”但是卡帕在最后一刻没有收回，他在与以前的赌注相比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赌上输掉了，他死了。 　　卡帕死掉了，他是否是耶和华选定的人子已经无从考察，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作为一个有着无数缺点的普通人让历史铭记。卡帕生活习惯怪异，曾经占用别人的浴缸而不肯出来，直到对方给他拍裸照来威胁他，他不喜欢被拍裸照；卡帕贪杯成瘾，长期酗酒，甚至在军队里也会因为没有葡萄酒而发火；他好色成性，一生结交过的女性不计其数，从好莱坞明星到平民美女，从丘吉尔家族里对性有杂食癖的重要女人到酒吧里放荡漂亮的妓女，都与卡帕有着种种关系；他热爱赌博，在美军里玩“大海里一口吐沫”和“红狗”，总是输得一败涂地，但依旧乐此不疲。他自私，神经质，性情多变。“老爹”海明威很喜欢他，称他为“爷们儿”，但是其他很多作家和记者则未必。 　　卡帕很疯狂，或许战争引起的肾上腺素分泌会让人上瘾，但并不意味着他对生命毫不在乎。在北非，他在一颗仙人掌下面撒尿，突然发现自己误入雷区，为此苦苦等待拆雷小组三个小时，这成为一个笑话；他古怪的性格之外有着令人感动的宽容，他对不同国籍、种族、贫富、党派、信仰的人一视同仁；他拍摄战争，他期待有好作品，但并不意味着他喜欢战争，他说：“照相机并不能直接阻止战争，但它能阻碍战争的发展。” 　　正如约翰·斯坦贝克（《愤怒的葡萄》的作者）所说：“在我看来，卡帕确凿无疑地证明：照相机不一定就是一件冰冷无情的器具，这要看谁来用它了，就跟钢笔一样。照相机可以延伸人的思想与情感。”卡帕证明了这一点，当他的身体化为尘土回归大地的时候，他的精神已经被铸刻在人类文明史的丰碑上。 　　在人们残留的记忆中，有这么一张照片，卡帕嘴角上叼着燃烧的香烟，手里摆弄一架相机，他用一种平静的目光看着照片的阅读者。右上角有一行字： 　　The man who invented himself. Andre Friedmann, alias Robert Capa, 1954. 　　发明了自我的人——安德烈·弗里德曼，也就是罗伯特·卡帕。